第三章 杀人幻想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有过至少一次杀人的幻想？
　　史蒂夫·洛利（Steve Lowry）是曾与我一起坐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道旁，讨论哲学、饱览美色的朋友之一。乍看之下，史蒂夫和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高个、长发、穿喇叭裤的白人男性临床心理学研究生，我们都爱玩吉他，也都喜欢在深更半夜讨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之类的话题。但实际上我们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史蒂夫在俄亥俄州上中产阶级郊区的环境中长大，他声称自己平生从未与人打过架。而在我从小生活的那片纽约社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混混人数远超纽约各区的不良分子平均数，我因此很难相信史蒂夫的话。我小时候有好几个时期每天都与人打上一架。我周围的人都比我粗暴得多，我爸在蹲班房，当时看来，我的很多朋友和亲戚早晚也都会进去。
　　我的继父鲍勃有着成为中产阶级的抱负，我感谢他把我从皇后区弄出来，远离了那个流氓窝。但鲍勃也是在同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即使我们搬家到了《完美家庭》中呈现的那样的地界之后，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偶尔还是拳脚相加。鲍勃是美国步枪协会的光荣会员，在厨房显眼的位置挂着他的枪架；他酒醉以后就会一改平时的随和态度(展开)

第三章 杀人幻想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有过至少一次杀人的幻想？
　　史蒂夫·洛利（Steve Lowry）是曾与我一起坐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道旁，讨论哲学、饱览美色的朋友之一。乍看之下，史蒂夫和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高个、长发、穿喇叭裤的白人男性临床心理学研究生，我们都爱玩吉他，也都喜欢在深更半夜讨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之类的话题。但实际上我们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史蒂夫在俄亥俄州上中产阶级郊区的环境中长大，他声称自己平生从未与人打过架。而在我从小生活的那片纽约社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混混人数远超纽约各区的不良分子平均数，我因此很难相信史蒂夫的话。我小时候有好几个时期每天都与人打上一架。我周围的人都比我粗暴得多，我爸在蹲班房，当时看来，我的很多朋友和亲戚早晚也都会进去。
　　我的继父鲍勃有着成为中产阶级的抱负，我感谢他把我从皇后区弄出来，远离了那个流氓窝。但鲍勃也是在同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即使我们搬家到了《完美家庭》中呈现的那样的地界之后，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偶尔还是拳脚相加。鲍勃是美国步枪协会的光荣会员，在厨房显眼的位置挂着他的枪架；他酒醉以后就会一改平时的随和态度，如果我和我哥企图干预他和我们母亲之间的争吵，他就会威胁着要朝我们开枪（至于我母亲，她也是个酒鬼，还时不时会很在行地挑衅鲍勃两下子）。
　　有一个晚上，我的继父特别出格，他挥舞着拳头来到我面前，威胁说要干掉我。我冲他挥出了我拳击生涯中最漂亮的一击——结结实实地打在他的下巴上，把他打得飞了出去，摔在房间那头的地上，不省人事。我哥看了看我，指着鲍勃刚才威胁我们用的枪问：“咱们是不是该干掉他？”我认真地想了一分钟，然后很不解气地说：“得了，还是算了吧。”
　　所以，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对杀人的想法可并不陌生。的确，当同事诺伯特·施瓦兹对我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杀人幻想”的假说表示质疑时，我觉得他摆明了是在跟我过不去。我甚至还在当时与诺伯特和我一起吃午饭的其他同事中间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自称从未有过杀人幻想，而另一派则指责前一派说谎。对于实验心理学家而言，这种争论意味着存在一个有趣的假说亟待验证。所以我决定做一个更加系统化的研究，合作者是我指导的研究生维吉尔·希茨（Virgil Sheets），他也来自美国中西部，但他的成长背景比史蒂夫·洛利不幸得多。
　　日常的杀人想法
　　在和同事们展开辩论的几天之后，我讲了一堂关于攻击性的课。在课上，我请学生们填写一个有关其暴力幻想的简短调查问卷。我知道人们一般都会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反社会倾向，因而对他们说，即使是正常人偶尔也会有对他人的发怒和暴力相向的想法，程度不等，从“叱责某人”或殴打某人到杀死某人都有。随后，我请学生们描述最近一次他们想杀死某人的情形，如果他们从未动过此念，就报告一下他们曾经有过的最为暴力的想法。
　　接下来的一年，我和维吉尔·希茨向760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提出了这些问题。结果很清楚：这些面带笑容、完全适应环境、全是美国人的学生，大部分都乐于承认曾经有过杀人幻想。实际上，76%的男性表示曾有过这样的幻想，这与我的悲观设想相当一致。然而，我有些惊讶地发现，在所谓更加温顺的性别中，同样有62%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谋杀企图。
　　亚利桑那州的学生是否特别暴力？大概不是。戴维·巴斯和乔希·邓特利（John Duntley）稍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学生中进行了一组样本调查，结果发现也有相当高比率的男人（79%）和女人（58%）承认有过杀人幻想。这些比率看上去已经很高了，但我猜想有过杀人幻想的正常人的数量应该比这还要多。社会心理学家早已研究证实，人们倾向于讲他们认为的最符合社会标准的话，我们都倾向于选择性地忘记自己不是好孩子这个事实。根据阿尔弗雷德·金赛关于承认手淫的人数的著名数据，大概可以大胆假设，杀人幻想的实际发生率至少不低于人们公开承认的比率。
　　人们想杀死的都是些什么人？两性都倾向于把男人作为目标；85%的男人和65%的女人都幻想杀死一个男人。这倒没什么稀奇，实际的凶杀案统计数据显示，男人成为凶杀受害者的可能性的确更大。不过杀人幻想还是存在着几个有趣的性别差异。我们发现，有59%的男人幻想杀死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女人中这一比率只有33%）。的确，有33%的男性最近的杀人幻想就跟陌生人有关（女人中这一比率只有10%）。女人只有在幻想杀死亲密爱人这一类别行为中的比例超过了男人：有27%的女人表示她们最近的杀人幻想与亲密爱人有关，而男人中该比率只有7%。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男人从未打算实施极端的伴侣间暴力（他们也时有此类想法），而是因为男人更经常幻想杀死其他各类人。当然，女人的伴侣是男人，而男人似乎能够激发他遇到的每个人心中更多的杀人幻想。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两性之间的相似性却让我深感意外，即女人有杀人幻想的概率与男人如此接近。我曾经以为，女人不太可能有杀人幻想。想想看，实际的凶杀案中性别差异极大。在美国，每年的谋杀案有大约90%是男人所为，而且该差异绝非美国独有。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核查了其他国家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数据，他们发现，在现代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格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迈阿密市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凶杀案的嫌疑人中，男人都占压倒性的多数。在遥远的塞尔塔尔的玛雅部落也是如此。戴利和威尔逊还找到了英格兰牛津地区1296~1398年杀人案件的数据。同样，当中世纪的英国人在自相残杀时，挥舞着刀剑和斧头的人中，大多数还是男人。
　　女人不太可能将其杀人幻想付诸实施，这一事实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比诸男人，女人的幻想往往转瞬即逝；65%曾有过杀人幻想的女人表示，这种幻想只维持了几秒钟或几分钟而已；但男人则更多地表示其幻想持续了数小时、数天乃至数周。男人的幻想还更有可能带有可怕的细节，更有可能激发男人的谋划能力。一个男人这样描述其杀人幻想：
　　我想杀了我的前女友。她住在阿尔伯克基市，我只是不知道杀了她之后能否侥幸逃脱法律制裁。我甚至考虑购买飞往她那里的机票，也想好了不在现场的证据。我还考虑了该怎么干掉她，才能使之看起来像是一场劫案。事实上我想了大约一个星期，但没想出什么完美的可行之道。
　　女人的幻想缺少细节，往往就是“我就是想要他的车冲到悬崖下边去”这样想想而已。但要最终干掉某人，需要的可不仅仅是这种转瞬即逝的恶意而已。
　　关于将幻想付诸现实的性别鸿沟，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女性更能够抑制自己的暴力冲动。攻击性研究者卡伊·比约克奎斯特（Kaj Bjorkqvist）、基尔斯蒂·拉格斯佩茨（Kirsti Lagerspetz）以及阿里·考基艾宁（Ari KauKiainen）以他们所谓的“收效／危险比率”（即个人在权衡了可能的危险之后，对于攻击性可能达到的有益效果的评估）的观点，解释了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某些性别差异。因此，举例来说，当我一拳击倒我的继父，暂时中止了他酒醉产生的怒火后，我们哥俩怕他会向我们开枪，实际上，事后我们在外面躲了几天。通常在女人向男人（女人杀人幻想的最常见目标）挑衅时，
　　危险与成效之比更不理想。纵观大部分人类演化史，如果男人报复，那么向其挑衅的女人将身处险境。在枪支出现之前，普通男人基本上都能挡开女人的大部分攻击，如果受伤，他很可能因愤怒而还手。因此，女人必须适应情况，迅速抑制住极端的暴力冲动。的确，戴利和威尔逊注意到，一般来说，杀死丈夫或男友的女人，最常见的动机是防御——为了抵御男人的虐待，她担心如果不先下手为强，自己早晚会丧命。
　　为引起注意而攻击
　　对于真实谋杀案中的性别差异还有第三种可能的解释，与大部分暴力行为的一个惊人动机有关：人们往往会选择用更富攻击性的表现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动机在女人中很少见，但在男人中比比皆是，并且，这种炫耀暴力倾向的爱好，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男人更乐于将杀人幻想付诸实施。
　　想想这个著名的事件：阿尔·卡彭邀请阿尔伯特·安塞尔米（Albert Anselmi）、约翰·斯卡利塞（John Scalise）和约瑟夫·琼塔（Joseph Giunta）参加一个宴会，声称这是为表达对他们几位的敬意。在与3个犯罪同伙酒足饭饱之后，据说卡彭命人将这3个人绑在椅子上，然后在其他客人面前，拿起棒球棒亲手将他们打死。作为芝加哥最有权力的人，卡彭的手下包括政客、警察以及大批黑帮分子，他通常让手下去做这些体力活。那么，为什么他要在一屋子目击证人面前亲手犯下三重谋杀呢？
　　答案是卡彭得知这3个人正密谋害他，希望借此开拓他们自己的事业。作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黑手党成员，他必须以死亡来惩罚这种不忠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要除去这3个潜在竞争对手，还要对其他生意伙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禁酒令期间的风险回报非常高，芝加哥的非法贩酒生意价值以百万计，参与其中的自然是些亡命之徒，但可悲的事实是，就算回报有限，男人们也会争斗至死。马文·沃尔夫冈（Marvin Wolfgang）在其关于费城凶杀案的经典研究中，将37%的原因归类为因小事发生“琐碎口角”，如辱骂、诅咒，或一个人不小心碰撞了他人等。正如达拉斯的一位凶杀案警探所说：
　　谋杀源自全然无谓的小争小闹。人们怒火中烧，开始争斗，有人身受刀枪之虞。我甚至经手过这样的案例，主犯最初只是为了自动点唱机里一毛钱的歌，或者掷骰子时一块钱的赌债而争执起来。
　　这并不是说女人对社交中的奚落贬损行为不敏感；她们很敏感。但只有男人会因此而陡起杀意，并且频率高得惊人。实际上，沃尔夫冈发现，男人最常见的杀人动机就是琐碎的口角——这比金钱、财产或不忠等争执都重要得多。为什么会为这样低的回报而杀人呢？在深入调查了警方的凶杀案报告后，威尔逊和戴利认为，其回报实际上并不算低。相反，极端暴力的起因并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所说的话，而是他怎么说的，其语调暗示着什么。一个男人公然侮辱另一个男人时，不论侮辱的起因为何，受辱那个人的地位都会受到威胁。威尔逊和戴利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在他人眼中丧失了地位，他吸引女人的能力也将遭受重创。
　　男人的地位与其在异性眼中的价值之间的联系，与演化生物学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相关：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和不同的亲代投入（differential parental investment）。根据不同的亲代投入原则，如果一个性别（通常是雌性）对后代投入较多，该性别的成员就会在交配时更加谨慎。因此，另一性别的成员（通常是雄性）就需彼此竞争以利中选。与这一原则一致，女性因为会怀孕，如果其择偶决定过于草率，付出的代价会更高。因此，女人在选择男性配偶时，倾向于考虑得更多一些。男人被选择的过程即众所周知的性选择。为了赢得挑剔雌性的注意，雄性动物会在以下几种行为中选择其一：它们会展示其积极的特性，比如雄孔雀展示其华丽的尾羽；它们会寻找并控制某个资源丰富的领域；或者，它们会直接击败竞争对手——通过战斗，一步一步达到当地势力层级的顶端。无论游戏规则是保护领地还是赢得势力层级的顶端位置，体型伟岸、更富攻击性总是有利的。
　　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可以反向进行，一种名叫瓣蹼鹬的群居滨鸟就是一例。瓣蹼鹬在繁衍时，孵化和养育雏鸟的是雄瓣蹼鹬，因此它们在选择交配的雌鸟时很挑剔。根据性选择的一般原则就可以想到，雄瓣蹼鹬的体型小、毛色单调，而负责求爱的雌瓣蹼鹬体型既大又富有攻击性。
　　于是瓣蹼鹬就是用于证明这一规则的典型例子：对后代投入更多的性别，在交配时就更挑剔，而另一性别则需竞争以利中选。在这个等式中，攻击性是竞争的衍生品。回到杀人的性别差异上来，由于女人在后代身上投入更多，因此男人需要竞争以利中选。有些时候，竞争是致命的。
　　与地位有关的暴力实验
　　雄性的攻击性并非一成不变：它根据若干因素而强弱不定。例如，在很多物种中，攻击性会在交配季节前陡然增加，那时它们需要争夺领地和雌性。就人类而言，男孩进入青春期后，会更加突出显示其支配地位，那时拥有获得成功的竞争力可以让他们更受异性欢迎，比如成为体育健将。男人在青春期后期和二十多岁这两个阶段，是最具有攻击性的，此时其睾丸激素的水平最高，并且是彼此争夺伴侣最激烈的时期。另一方面，男人结婚后，睾丸激素水平下降，到妻子生育以后，其激素水平还会下降。那时，就没有太多必要去炫耀了，而更需要远离潜在的致命争斗，他们也就不会再为酒吧里的自动点唱机应该放哪首歌而挑衅了。
　　就算是对于充分参与竞争的男子而言，为赢得尊重而选择暴力也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危险之路——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人通常会尽力避免这么做。实际上，他们一般都会避免使用暴力。心理学家吉姆·达布斯（Jim Dabbs）和戴维·罗威（David Rowe）认为，只有在通向地位的其他道路都被堵死的情况下，男人才会付诸暴力和反社会行为，他们有大量的证据来支持该观点。通常，富人即使在睾丸激素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也不会陷入互殴。他们可以通过精明的投资乃至练就一记漂亮的高尔夫球挥杆动作来赢得尊敬。拿前面提到的我那位朋友，来自俄亥俄州中上层阶级家庭、从未打过架的史蒂夫·洛利来说吧，把他与和我在纽约一起长大的好斗（并且经常打得满鼻子血）的小流氓们对比一下，也能证明上述结论。洛利是个哲学思辨的专家，他完全可以通过言必称索伦·克尔凯郭尔而在其他出身中产阶级的小伙子们中间出人头地。在我成长的社区里，说话时提到“存在主义”一词则根本不可能赢得尊敬，还不如问“你算老几，该死的娘娘腔？”如此说来，竞争冲动未必会导致暴力，而是取决于环境、个人的其他品质以及其当前的生活状况。
　　我和弗拉德·格里什科维西亚斯（Vlad Griskevicius）决定考察一下，攻击性竞争力是如何随着人类对地位或配偶的欲望高低而起伏的。弗拉德是一个体魄魁伟、极擅交际的人，他出生在前苏联，青少年时期在洛杉矶城区长大。在成长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利用攻击性引人注意，还学了一些演化理论。弗拉德喜欢讲一个篮球运动员查尔斯·巴克利的故事，讲巴克利在迪斯科舞厅里被当地的机灵鬼泼了一杯冰水后做何反应。巴克利把骚扰他的人从地上拎起来扔出窗外，砸碎了厚厚的玻璃板。据说当他戴着手铐被警察带走时，一个记者问他是否对其所为感到后悔，巴克利回答说：“我只遗憾我们当时是在一楼。”我和乔希·季博尔（Josh Tybur）、史蒂夫·冈杰斯特德（Steve Gangestad）、伊莱恩·佩雷亚（Elaine Perea）以及詹妮莎·夏皮罗（Jenessa Shapivo）一起着手实验，旨在考察临时的动机状态会如何改变人们受到侮辱时的反应。
　　我们首先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询问其有无亲身体验过当众侮辱和暴力。显然，有很多人曾当众羞辱他人。我们发现，男女两性中有75%的人至少有过一次被他人在公共场合当面侮辱的经历。他们对于侮辱的反应却各不相同：有的人会一走了之；有的会间接地反击，如向别人说攻击者的坏话，或传播一些恶意的谣言等；而有的人则会直接攻击性地回击，对着侮辱自己的人使用暴力或恶语相向。在所有这些举动中，男人往往会直接攻击性地回应，而女人最常见的反应则是间接的攻击。
　　在后续的一项实验室研究中，我们让实验对象面对3种场景，这些场景都是为了操控研究对象的动机而设计的。第一组实验对象想象其在热带岛屿度假，与迷人的爱侣相伴，而当时已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他们越来越陶醉于和爱侣相处。浪漫的晚餐后他们在洒满月光的海滩漫步，指尖相触，爱意渐浓，二人最终热情拥吻。第二组实验对象想象其第一天在知名的大公司上班，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同入职的另外两个人。新老板通知他们，半年后，三人中的一位会被解职，还有一位则会快速升迁。最后，我们请对照组的实验对象想象的场景非关爱情或职位，而是寻找此前丢失的钱包，并且最终找到了。
　　准备好不同的动机之后，我们要求所有的实验对象想象同一个场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聚会，他们认识的一个同学把饮料溅到他们身上并且没有道歉。他们有如下选择：（1）揍此人一顿；（2）当面羞辱他（她）；（3）推搡此人；（4）向其施加压力（以上四种选择全是直接型攻击）；（5）在背后谈论他（她）；（6）把自己听说的此人的尴尬秘密告诉朋友；（7）试图把此人排除在某一社交圈之外；（8）编造有关此人的谎言（后四种选择都是间接型攻击）。
　　一个人是否首选攻击性行为，取决于他（她）的动机状态及其性别。对于男人而言，考虑到地位会使之更想要击打、推搡攻击者，或向其施加压力——“你在跟我说话吗？”另一方面，满脑子想着求爱和浪漫则会稍微抑制男人的攻击倾向。对于女人而言，上述两种动机均不会促使其对于侮辱予以直接回击。不过，争得地位和求偶这两个动机都会让女人更想进行间接报复。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浪漫动机会令男人更加暴力。在第一个实验中，我们让学生想象自己身处一个聚会，聚会上有男人也有女人。在另一个实验中，我们让某些实验对象想象侮辱发生时，现场的观众全是与自己同性别的。当男人想象他在其他男人面前遭到侮辱时，浪漫和竞争动机都会激发他们有攻击性的行为。
　　所以，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就是：地位和求偶动机均可促使男人采取直接攻击。但男人看来意识到了暴力本身在女人看来并不性感。因此，求偶心境下的男人倾向于在女人面前循规蹈矩，但如果现场全是男人，那么他就特别倾向于炫耀自己的攻击性反应。至于男人为何在酒吧打架（因为假设那里没有一个女人，更无法令其印象深刻），答案是，这场表演实际上是给其他男人看的——使用这一策略可以保住他在男人中间的权威，而不是直接为了赢得爱情。实际上，自然界有很多其他物种的雄性都会先于雌性几周到达交配区域，在雌性来临之前先打上几架，站稳脚跟。雌性无须观看这些争斗，它们只需知道谁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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