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不是金
　　刘瑜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 路德· 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 而是好人的沉默。
　　这是一本关于沉默的书。
　　这显然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习惯于关注言说，因为言说总是在推推搡搡试图挤进我们的视线，但在言说和言说的缝隙之间还有沉默。沉默正如言说，也有不同的光泽、质材、结构、密度，也千折百转，也惊心动魄。当恋人相拥坐在河边的晚风中，它几乎是优美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它可以像一把刀子，切割人性暴露其中的血腥。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展开)

沉默不是金
　　刘瑜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 路德· 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 而是好人的沉默。
　　这是一本关于沉默的书。
　　这显然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习惯于关注言说，因为言说总是在推推搡搡试图挤进我们的视线，但在言说和言说的缝隙之间还有沉默。沉默正如言说，也有不同的光泽、质材、结构、密度，也千折百转，也惊心动魄。当恋人相拥坐在河边的晚风中，它几乎是优美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它可以像一把刀子，切割人性暴露其中的血腥。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用作者泽鲁巴维尔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泽鲁巴维尔试图分析“房间里的大象”现象的起源和后果。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泽鲁巴维尔分析道：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作者指出，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谈论全球变暖意味着我们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选择不买车、少开暖气和空调、刻意节约用水。谈论一个政府对某个群体的迫害，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倾听那个群体的痛苦，陈述他们的主张，甚至为他们请愿、筹款。谈论现代社会里动物的养殖和屠宰方式，意味着我们要为动物权利呐喊，甚至严肃地对待素食主义这一主张。所以，为了逃避责任和不安，“还是不谈这些”为好。所以沉默是金。但是大象并不会因为你不谈论它而消失，你可以不谈论它，甚至不谈论这种不谈论，但是全球还会继续变暖，被迫害的人还在呻吟，养殖场里的牛羊猪还是在绝望中度过它们悲惨的一生，而我们还是要在所有这些痛苦面前接受良心的审判。
　　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直视我们生活中的沉默。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译者序
　　胡缠
　　英语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其中大象指某种巨大而无可回避的真相，而房间里的大象，则具有尽管无法回避，但人们又可以和它相安无事共处的意味。以此为书名，是因为作者注意到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们对于某些“不方便谈论”的事实，会集体保持沉默的现象（在本书中将此种现象称作合谋性沉默）。这是一本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观察和剖析这种集体沉默行为的著作，这也是一本为人们如何打破沉默提供可能的帮助之书。像作者自己描述的那样，《房间里的大象》是在尝试着“打破沉默谈沉默”。作者伊维塔· 泽鲁巴维尔在当代西方社会学领域享有声望，作为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裔学者，其个人经历也让他格外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和犹太人之间，以及战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那些惨痛却无法回避的历程对人们私下和公共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合谋性沉默。从此出发，他对于各种日常生活中的沉默行为开始探究，引用作者本人的评价，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对此（合谋沉默现象）进行初步讨论的一个尝试”。
　　纯粹出于好奇，我统计了“沉默”一词在正文中出现的次数，答案是246次。作为一本薄薄的小书，这是一个让即使作为翻译者的我都感到很吃惊的数字。正是由于作者对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声的那部分持续关注和不断提醒，读者得以逐步深入到一个我们自己身处其间，但却未曾注意（作者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是刻意回避）的潜在世界。在那里，生活着另一群我们，彼此默契，不发一言，我们被沉默所压制，恐吓和羞辱；同时，我们也是沉默的合谋者，在压制，恐吓和羞辱着别人。我们的沉默于是成为一种力量，这力量来自彼此合作，但其意义却在于彼此阻隔。人们各自为政，但异口同声，集体参与了一场沉默大合唱，而指挥台上，往往空空如也……沉默的合谋成为了有生命的东西，自发地生长和运转，而这，正是合谋性沉默的诡异之处。
　　我们所在的文化中，这样的现象也贯穿古今，俯拾皆是。在汉语中有大量对沉默性合谋的形象描述，比如“心照不宣”，“揣着明白装糊涂”；比如“视而不见”，“掩耳盗铃”；再比如“顾左右而言他”，“非礼勿言”和“自欺欺人”。其温和形式，我们称之为“得体”和“有城府”，其最严厉形式，大约是“道路以目”。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语境中，对此现象的观察和记录。
　　《房间里的大象》还分析了人们对于打破沉默者所怀有的复杂心理和对应的社会行为。作者对揭示真相者和告密者这两种身份的区别辨析在先，对人们将这两者不加区别的憎恶解读在后。这一部分的比照，对于现时的中国读者来说，相信也是相当有趣，且意味深长的。
　　本书的最后三个章节，作者也尝试着对于如何打破沉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同样也能在自己的汉语语境中找到共鸣，比如“打开天窗说亮话”，比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又比如“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等。结尾处，作者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我们为否认大象如影随形的存在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这些大象成为庞然大物。一旦我们开始承认大象的存在，它们便神奇般地缩小。只有当我们不再商量好了去忽略这头所谓的大象，才能最终把它赶出房间”。这应该也正是这本社会学著作在它的学术价值之外，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意义吧。
　　本书得以顺利翻译完成，首先要感谢孙炼和许迪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无比巨大的帮助和鼓励。我还要特别感谢唐棣，你对译稿和英文原稿所进行的逐段逐句的比照和建议，让我感动，使我在书稿文字风格的推敲和修订上获益良多。一并感谢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郭瑀，你对书稿做了通读审核，让没有社会学背景的我，感到莫大安慰。最后，无尽的感谢献给此书的编辑彭毅文，你从最初选定此书，选择我做译者，到译成初稿后，和我一起进行字句的斟酌，以及细节上的建议，包括文字上的润色，一直到这本书的最终出版，你的贡献都远超于我，让我惭愧、感动和敬佩。另外，此书虽薄，却并不好翻译，我又是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翻译得极慢，特别感谢你无尽的耐心和信任，希望这本书的翻译，能对得起我们花费的时间，和你对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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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着去忽视
　　“我们注意的”和“我们忽视的”之间的界限划分并非自来如此，也不纯是个人化的。之所以说不是个人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是由来自特定社群组织的成员，遵从特定的关注和交流的社会习俗进行的。
　　事实上，我们投射注意力的方式，通常是高度非个人化的，符合社会传统习俗的关注方式。所以当我们关注或忽视某物时，我们通常是按照我们所属社群的成员共有的方式来操作的。举例来说，作为一个21 世纪的美国房贷经纪人，就应该对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客户一视同仁。同样，是特定的社会习俗让我们去关注女人的胸部，而忽视她们的耳朵，以及特定的社会传统会让我们对战时妇女、儿童和平民伤亡的关注超过其他人，并且会影响我们会把何种问题视为社会问题的看法。
　　在“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中，第一个注意到国王没穿衣服的是一个孩子，这一点很难被称之为巧合，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的人。我们通常会将获得这种按照社会或者社团中约定俗成的关注方式，作为自己社会化（或社团化）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着去忽视的。比如，我们在筛选工作申请材料时，应该有意不去关注申请人婚姻状况；或者在毕业考试打分中，也应把自己对某些学生的好恶忽略不计。这种社会化（或社团化）的过程通常较隐晦，但也有明显的例子，比如美国军中关于同性恋爱的规矩就是“不能问，不许说”。仅仅通过观察别人所回避之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对这些事要采取同样的回避措施。一个小女孩只需要听她妈妈花一分钟讲述她们在城里共同度过的一天，就不声不响地学会了什么是应该关注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看到身边从没人对她提到爸爸酗酒的事儿，她也就知道，这件事是不该被关注的。
　　不用说，一个人最开始选择某个特定职业的原因，尽管看起来是因为该职业与他个人的关注方式相关，然而像实验研究员和调查报道者之间截然相对的关注习惯，则多半仍是他们这两种职业在对从业者关注方式上截然相对的要求所导致的。同理，如果是用整体治疗法看病的医生，他们与传统的耳、鼻、喉科大夫相比较而言，会更可能就耳朵的问题去询问病人肩颈方面的状况，这并非由于他们个人对此格外好奇，而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要求，即应把人体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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