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艾瑞克森的成果吸引了催眠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大量关于艾瑞克森本人或“埃里克森催眠法”的书籍和文献已经或正在出版。“艾瑞克森催眠法”的培训课程或研讨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成立于1980年的米尔顿?H?艾瑞克森基金会拥有国际会员，并且通过举办“艾瑞克森委员会”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参加者。各地的催眠治疗师也纷纷声称在治疗中使用了“艾瑞克森催眠技术”。
尽管艾瑞克森重操作、轻理论，许多有实力的业中人士仍试图从埃里克森的工作中总结出理论体系，或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于是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然而这些打着“艾瑞克森派”旗号的形形色色的诠释却令人如坠五里雾中。这种情形如同健康食品。健康食品自然是有利于健康，然而何谓健康食品，何谓非健康食品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看出自何人之口。正如健康食品，你对“艾瑞克森催眠术”了解越多，你越感到糊涂。细看艾瑞克森的原文，不难发现他的著述不过是一个缺乏统一理论体系的大杂侩，充斥其中的是对具体课题的研究报告，或对某些技巧的描述。
我撰写本综述是出于我从整体上理解艾瑞克森的成果的愿望。这篇综述所依据的素材既有埃里克森本人的著述，也有来自第二手资料和艾瑞克森的学生之手。我也尝试从中理出一些共同的思路，以便领会“艾瑞克森催眠法”的一些基本原理。由于他的许多天才创造得自他的生活经历，因此本章以艾瑞克森的简要传记开篇。此后一章用来描述“艾瑞克森催眠术”的一些通用的指导方法。在最后一部分，我提供了一些针对“艾瑞克森催眠法”的争议，供大家深入研究。
一个经历受伤的治疗师。从许多方面来说，艾瑞克森不愧是一个典型的曾经受伤的治疗师。他在生活中历经坎坷和病痛，包括两次严重的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译者)。 他不仅没有因此消沉或顾影自怜，而是将病痛视为等待他去征服的挑战和学习的机遇(Rossi, Ryan, & Sharp, 1983)。他的这些与生活抗争的经历以及他顽强不屈的态度，对他临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幼艾瑞克森就明白自己的人生与同龄人不同。他患有色盲症、音调感觉缺失症，而且可能还有诵读困难症。在他看来，周围人的行为十分古怪，比如伴着噪音（音乐）起舞。为了理解人们的行为，他养成了一个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
十七岁，艾瑞克森罹患了严重的poliomyelities，完全瘫痪。卧床不起的他终日看着家人之间的交往，于是注意到沟通模式的存在。
在这段时间里，他“建立了凝神专注于机体的细微活动，并且运用意念一次又一次地使之复活的方法”(Zeig, 1985, p.10)。艾瑞克森独立地发现了通过自我催眠重新激活过去的经验和意念性运动的方法。这一技巧帮助他重新训练肌肉，最终重新学会了行走，尽管常常需要借助于拐杖。艾瑞克森战胜瘫痪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后来发展出目标导向心理治疗法和催眠法。
一直到他1980年去世，身体的疾患一直困扰着艾瑞克森。1948年，严重的过敏症迫使艾瑞克森举家从威斯康星州搬迁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然而相关的症状并没有解除，而且屡次迫使他住院治疗。1949年，艾瑞克森从研究工作岗位上退休，回到家中开办私人诊所，这样他能够呆在家中，自己掌握时间，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休息。1953年，他再次瘫痪，被诊断出得了二期poliomyelities。他最终恢复了肌肉力量，甚至能够行走，然而必须借助拐杖的帮助，且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最后，他只能依赖于轮椅。
尽管历经艰辛，艾瑞克森仍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总是能从他的处境中找出好处来。他常说，“anterior poliomyelities 是他学习人类行为及其潜力的最好老师”。(Zeig, 1982, p VI)。他注意到，自身的残疾使他的病人感到安全。他在运用自我催眠控制疼痛的方面的经验使他对潜意识的能力建立了充足的信心。他的乐观态度和对人类潜能的信心也鼓舞着他的病人。
在艾瑞克森的早期专业活动中，即他第二次罹患polio之前，他对催眠的功效和局限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Erickson, 1980a）。 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形成了他的跟导式催眠法(v.s. 主导式催眠法) Permissive Approach。当时他还是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研究生（Erickson, 1980b, 1980c）。跟导式催眠法重视受导者对催眠师所用技巧的反应。这一思想成为指导他日后研究、临床实践和教学的基础。凭着高昂的干劲、浓厚的好奇心和丰富的催眠体验，埃里克森几乎探索了催眠的每一个方面，从意念性运动到运用催眠进行个人身份重建。
在他的晚年，艾瑞克森举办了大量的催眠研讨会和研讨会。他的教学方法不拘形式,是对听众回应式的，而且常常充满了“即兴的、涵盖广泛的内容，其中仅用大概的主题串联起来。”（Rossi, Ryan, & Sharp, 1983, p.xii）。艾瑞克森从未提出系统化的理论来组织他的方法，因此他感到理论本身是一种限制。
他的许多学生试图填补这个空隙，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艾瑞克森派”催眠学说。然而这些解释彼此大相径庭，而且往往自相矛盾。 如Jay Haley对艾瑞克森的策略性干预强调、Ernest Rossi对催眠状态微动力的强调、Lankton对多重植入式隐喻的重视等等，不一而尽。（O’Hanlon，1985）。而艾瑞克森对Bandler和Grinder撰写的关于他的著述的总结性大纲所作的评语，也许最能代表他自己的看法。他针对两位气盛自负的年轻人说，“他们以为找到了一个框架，把我装了进去。其实，他们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框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