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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心理医生:精神分裂的原因分析之一:遗传
心理导读: 在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时,我想传的第一个证人是精神分析学家。在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主导着这一研究主题。克雷普林有关精神病原因的无知论在20世纪之初刺破精神病学而留下一个真空,这个真空注定要由弗洛伊德主义者来填补。由于他显然不屑于精神疾病的生物学解释,又着力强调生活史,这样,克雷普林就打开了通向精神分析之路,同时也导致后者强调童年事件是以后神经症(neurosis)和精神病(psychosis)的一个原因。...—www.52psy.cn
在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时,我想传的第一个证人是精神分析学家。在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主导着这一研究主题。克雷普林有关精神病原因的无知论在20世纪之初刺破精神病学而留下一个真空,这个真空注定要由弗洛伊德主义者来填补。由于他显然不屑于精神疾病的生物学解释,又着力强调生活史,这样,克雷普林就打开了通向精神分析之路,同时也导致后者强调童年事件是以后神经症(neurosis)和精神病(psychosis)的一个原因。 精神分析在1920年和1970年之间的超常传播,更多应归因于推销的成功而不是治疗的胜利。通过同病人谈论他们的童年,精神分析家给他们以人性的关怀和同情,这在此前从未有过。这第四章原因的疯狂使他们很受欢迎,因为那时替代的做法全是什么巴比妥酸盐催眠药、胰岛素麻醉、脑白质切除或电击惊厥:所有这些都是令人不快的、上瘾的或危险的。通过强调无意识和来自童年期的记忆压抑,精神分析学家给了精神病学“一张走出精神病院的门票”。事实上,它现在能够把它的服务提供给那些与其说是有病不如说是不开心的人,以及那些愿意花钱买个机会躺在躺椅上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的人。在美国,不断发展而有利可图的业务成为精神分析学家借以逐渐取代精神病学这门职业并将之占为己有的主要推动力。到了20世纪50年代,甚至精神病学家的训练也以精神分析为主。解开每个人的心理问题的钥匙就在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史之中,而且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或“生成心理的”原因之症。这种“谈话疗法”是对同时代的其他替代方法的一种重大改进。 但是,正如十分常见的情况一样,精神分析走得太远,居然开始声称其他解释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错误的——既在事实上错,也在道德上错。精神疾病的生物学解释变成异端。像所有有力的宗教一样,精神分析巧妙地重新定义怀疑论,把它作为证明需要它的服务的进一步证据。如果一个医生开出镇静剂或是对精神分析的故事有所质疑,他就仅仅是在表达他自己的神经症。起初,弗洛伊德主义者回避严重的精神病,而集中于神经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对治疗精神病人很谨慎,他认为这些病人超出他的方法之外,不过,他的确冒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偏执的精神分裂症是同性恋冲动受压制的结果。但是,随着精神分析学家的信心和力量的增长,特别是在美国,着手处理精神病的诱惑终于难以抗拒。1935年,一位从德国逃难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弗里达·弗洛姆-莱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n),抵达马里兰州罗克维尔(Rockville)的柴斯纳寄宿学校(Chestnut Lodge),一所当时已经致力于弗洛伊德式治疗的机构。她迅速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精神分裂症是由病人的母亲所导致的。1948 年,她写道: 106 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和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充满痛苦地不信任且憎恨他人,这是因为他早年曾遭到一些人的严重约束和拒绝,这些人是对他的婴儿期和童年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通常来说就是一个生成精神分裂症的母亲。 在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一个自成一派的继承者——布鲁诺·彼德海姆(Bruno Bettelheim),因为对自闭症做出一种类似的诊断而飞速成名:他说,自闭症是由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漠不关心的 103 “冰箱母亲”所致,她对她的孩子的冷酷,摧毁了这个男孩获取社会技能的能力。彼德海姆曾被纳粹监禁于达豪(Dachau)和布亨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但他设法买通看守,没有住在集中营最糟糕的地方。1939年,他又通过某种途径安排别人把自己释放。他到底如何做到这一点,现在仍然不得而知。他移民到芝加哥,在那里为情感上受折磨的孩子建了一个家。4他的巨大声望在他于 1990年自杀后没有维持多久。双胞胎研究已经彻底摧毁那种曾让一代父母感到内疚和耻辱的冰箱母亲理论:自闭症的遗传度高达 90%。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双胞胎,其同胞也是自闭症患者的比率高达65%;异卵双胞胎的这种一致性则为0。5 于是,现在轮到同性恋了,这次的责怪目标落在了父亲的情感僵硬或母亲的好支配的个性上。一些弗洛伊德主义者现在仍然固守这样的理论。有一本近期的书中还在断言:[一个同性恋男性的]父亲是拒绝他的,或是冷漠的,或是懦弱的,或是心不在焉的——在情感上、在实际生活上,或者这两者综合来看都是如此——而且婚姻关系是不和谐的。同性恋男性与他们的父亲往往有一种负面的关系,一半的人(与异性恋只有四分之一的情况相比而言)对他们的父亲感到愤怒、憎恨和害怕,对父亲他们是冷漠、充满敌意、不带感情或屈从的。 所有这一切都很可能是对的。如果大多数不是同性恋的父亲与他们的同性恋儿子没有一种“负面的关系”,那倒是个奇迹。但是,到底哪个在先?除了极端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之外,几乎所有的人很久以来都已不再假设这种关系导致同性恋,而是主张相反的观点了。(相关性根本不会告诉你因果性,更不用说因与果的方向了。)同样的话对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的父母成因理论也是成立的。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像同性恋男孩的父亲一样,因为对自己孩子的行为感到沮丧,于是才变得冷漠。分裂型人格(Schizotypal)的孩子的母亲,也许的确会对孩子正在发展的精神病做出不好的反应,后果被混淆于原因。 对精神分裂症青年的父母来说,他们本已处在可怕的压力之下,现在弗洛伊德式的责任又对他们造成沉重一击。如果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责备,它对一代父母所将造成的痛苦也许还较能让人承受。但是,很快地,任何中立的观察者都能很清楚地看出:弗洛伊德式的疗法不能治好精神分裂症。事实上,到20世纪70 年代,一些精神病学家勇敢地承认精神分析看来只能使症状变得更糟:“仅仅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其结果明显不如没有采取这种疗法的控制组。”有一个精神病学家这样说,措辞严峻。直到那时,精神分析还一直被用来治疗成千上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正如在20世纪中期所经常发生的那样,所谓“证据”都是立足于一个大而化之的假设:是后天,而不是先天,解释了父母与孩子之间所存在的大多数相似。就精神分裂症的情况而言,如果精神分析学家当时没有忽视生物学家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这样一种假设已经失去依据——因为双胞胎的研究将之完全摧毁。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个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阿龙·罗桑诺夫(Aaron Rosanoff),在加州搜集双胞胎的资料,并用这些资料检验精神疾病的遗传度。从一千多对其中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双胞胎中,他找到142例精神分裂症。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同卵双胞胎,另一个也发展出精神分裂症的比率是68%,而108 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和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对异卵双胞胎,另一个患此疾病的百分比却只有15%。他发现,患狂躁-抑郁交替症的双胞胎,也表现出一种类似的差异。然而,因为基因在精神病学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罗桑诺夫遭到忽视。按照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的说法:罗桑诺夫的双胞胎研究大概可以代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对国际精神病学文献所做的主要贡献。然而,美国精神病学的官方历史,因为被精神分析导向的著作家所支配,所以实际上以沉默忽略他的工作。 弗朗兹·卡尔曼(Franz Kallmann)在1935年从德国移民美国后,也在纽约对691对双胞胎精神分裂症患者做过一项类似的研究,并得到一个更有力的结果(同卵双胞胎的一致性是86%,而异卵双胞胎则只有15%)。1950年,在世界精神病学大会上, 105 他被精神分析学家轰下讲台。罗桑诺夫和卡尔曼,两个都是犹太人,他们甚至因运用双胞胎研究而被指控为纳粹主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理论有20多年都得到庇护,免于那些令它不舒服的事实的打击。现在学界的一致意见是,“精神社会因素的影响”即便存在,也非常之小。芬兰的一项受养者研究非常清楚地证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后代,如果他们的养父母也表现出人们委婉所称的“沟通异常”,那么他们就略微更有可能表现出思想紊乱。但是,对那些未受精神疾病影响的生身父母的后代,却没有这样的效果。因此,如果存在一个“生成精神分裂症的母亲”的话,她也只能影响她的那些具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