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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之道
心理导读:所谓的“道”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常说的“大道”和“小道”是指沿着它人们可以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地,这是地理意义的上的“道”。而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是哲学意义上的“道”。“领导之道”是讨论一个领导应该沿着什么样的思维地图和心灵灯塔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领导和官僚不同,他不是机械地行使权力,而是要在繁杂、变幻的内外部环境下领导自己的团队选择正确方向、走出最佳的路线。要做到...—www.52psy.cn
所谓的“道”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常说的“大道”和“小道”是指沿着它人们可以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地,这是地理意义的上的“道”。而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是哲学意义上的“道”。“领导之道”是讨论一个领导应该沿着什么样的思维地图和心灵灯塔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领导和官僚不同,他不是机械地行使权力,而是要在繁杂、变幻的内外部环境下领导自己的团队选择正确方向、走出最佳的路线。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有符合事实的思想体系,用它来指导思维和行动。这些思想从哪里来?是否正确?做为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的民族,中国人如果想搞清这些问题,必须彻底地反思自己的思想根源。
一般认为中国的主流思想是:“儒” 、“释” 、“道”。不过我们知道“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在看武侠”。2000多年前韩非子在《五蠹》也提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见当年“侠”的影响之大。所以要研究中国人的思想一定不能忽略“侠”的存在。
现在我们就逐一分析这四大流派。
先谈佛教,由于释迦牟尼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只好看佛教的一些著作了。《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万物皆空,作为领导者应该是空的,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空的。组织的成功和失败不过是“富贵皆由命,前世各修因”。既然都是前世注定,领导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接纳和认命。如果某个人感觉心有不甘,他需要做的就是修炼自己的内心世界、日益精进、直到把一切都放空,坦然地接受命运。因为领导者的定义就是带领团队达到一定的目的,所以这本身和“空”就是矛盾的。不过“禅”里面的一些东西确实能让人有所顿悟,研究一下对放空自己的情绪是有好处的。
再谈“道”,《道德经》里讲“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它的意思是说人们不要过多地琢磨“圣贤”和“仁义”这些表面功夫,应该尊重事实、发现事物的本质规律,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够更加富有、更加有爱心。为了明确这个观点,老子非常直白地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的领导方法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和做小鱼一个道理,要把握住火候,不要频繁翻动。把握火候的前提是对小鱼和炉火很了解,什么时候翻动的前提是对鱼肉生熟程度有足够的把握。老子本人是非常现实的,他对孔子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他对个人修养的追求是 “致虚极,守静笃。”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追求的“虚”和“静”与佛教的“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老子要求的是用“虚”和“静”的心态来观察世界。老子并不认为万物是“空”的,也没有把原因归咎道到前世,有必要的话他会翻动锅里的“小鲜”。西汉前半期以前很多帝王是靠“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的,窦太后曾经把贬低“道”的儒生放到猪圈里,让他和猪决斗。即便是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宣帝还斥责他的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元帝后不到50年,西汉王朝结束。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深受老子的影响,以致于司马迁说他是归本于“黄老之术”。不过韩非子的学习方法是批判接受,他在吸纳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自成体系,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他从理性上定义了什么“道”,摆脱了老子的朦胧定义。他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提出了“法者,事最适者也。”也就是说:“法”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最适合的解决方案,所以好的“法”必须是建立在对道的认识上。韩非子研究出这么先进的理论体系,难怪嬴政长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也难怪嬴政会成为秦始皇。也难怪这个思想支撑了伟大的西汉。
孔子当年问道于老子后,回到家里无限感叹地对弟子们说:“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虚心好学的人,虚心好学的人总是能有所成就的,孔子就是个代表。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也”。曾经有一次“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如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养鸡的老板听说自己的鸡舍着火了,第一句话是:“鸡有没有事?”可谓是问鸡不问人。
孔子处世之道是“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的具体含义是不走极端,调和折中。
孔子的待人原则是 “己所不欲望,勿施于人”,这个法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人际交往的“黄金法则”。
孔子的领导艺术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的管理方法是 “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他解释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道德教育要比法律手段更有效。这个无疑是对“道”“法”的颠覆。
孔子的思想看上去很美好,中国近2000年的国家管理都是用它来指导的,但是实践证明它摆脱不了“封建灭亡周期”。
当年刘邦刚刚建国,在朝廷上没有什么礼仪,结果那些马上得天下的大臣们经常互相谩骂、舞刀弄剑,搞得刘邦很头痛。于是就让大儒训练大臣们礼仪。过了几天,刘邦再上朝时,在威严的气氛之下,大臣们跪在地下两股颤颤、连头也不敢抬。刘邦非常满意:“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滋味。”可见儒家的礼仪在压制大臣方面是很有效的。
不过刘邦只是在礼仪上使用儒家那套,在管理思想上还是用张良等人的“黄老之道”。由于尝到了被无条件服从的滋味,统治者们逐渐地开始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他们又研制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到了封建末期他们索性给妇女裹起了小脚,这居然也是礼了。如果孔子有知,他是会说:“既然男人不喜欢裹自己的脚,那么为什么要裹女人的脚呢?”还是会说:“男女生来不同,所以标准是不同的。”?
由此看来,孔子的“礼”好像是一件华丽的外衣,在人人平等的理念下可以用;在人人生来不平等的理念下也可以用。不管是狼还是羊都可以穿出来走走。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为名!”。我们也可以说:“礼仪啊,多少罪恶假你为名!”。
当然,为了约束领导的权力,孔子提出了“其身正”,但是“正”标准是什么?按照孔子的逻辑,应该是用中庸之道来衡量“正”。不过中庸的参照物是什么?在三皇五帝的圣明和纣王的残暴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啊,更何况越是昏庸的人越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中庸”二字常常被人误解,鲁迅曾经说:“中庸其实乃是怯卑。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思想在胎里就是有缺陷的,它的缺陷就是孔子自己说的:“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实事求是地讲,孔子提出的“仁”是很有价值的,它散发出人本主义的光芒。但是他毕竟没有摸透“龙”的秉性——人的本性,就开始使用“网” 、“钩”了。
与孔子相比,韩非子的思想有科学管理的萌芽,它注重了流程却忽略了人性:“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句话让人们想起了卓别林扮演的那个流水线上的扳手工,科学管理把人变成了机器,但是人是不愿意当机器的。所以不管是商鞅、韩非子、还是李斯,这些法家的精英最后都不得善终。
谈完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再谈孕育在民间的草根思想——“侠”。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寥寥数语把诚信守诺、勇于斗争、视死如归的大侠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这个形象和主流媒体要求的顺民形成了鲜明对比。《庄子》里讲盗拓和“坐怀不乱”、“圣之和者也”的柳下惠是亲兄弟,儒家的道德楷模居然和强盗的鼻祖是兄弟,这现象值我们去研究。
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侠客很多,但是他们大多是靠剑来说话的。文人中偶尔也有“侠”,不过他们经常泡在酒里,例如李白——“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这样的人基本上很难成为领导。盗拓倒是个领导、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能把孔子训的面如土灰。但是他说的:“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好像是庄子的自言自语。
有这么一个人:他不畏艰险、他勇于战斗、他渴望正义、他有“刻骨柔情”。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说:“我姓毛,反手”;他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说:“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他曾经是中国的领袖,他可以说是“侠”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是看《水浒》长大的、他不介意到井冈山落脚、更不介意用自己的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用他的话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他和父亲斗、他和学阀斗、他和军阀斗、他和蒋介石斗、他和日本侵略者斗、他和美帝国主义斗、他和腐败分子斗、他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斗……昔日的战友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继续斗。文化大革命把这种斗争推上了巅峰——为了斗而斗。而战斗的结果又是什么?毛泽东曾经追求的理想是否实现了呢?
这种“敌对”式斗争模式的过程是坚决斗争、彻底消灭,他的结果是非输即赢。但是这种模式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谁能够保证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是绝对正确的?——何况“绝对”本身就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这种非黑即白,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思维模式的本质上就是不尊重他人的意见、漠视他人的尊严。所以其结果只能是带来独裁统治。斯大林、萨达姆、卡扎菲就是很好的证明。
如同柳下惠和盗拓是亲兄弟一样,“儒”和“侠”不过是同一因素的两个极端的反应,这个因素就是不公平,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遗憾的是“儒”和“侠”都没有彻底清理不公平的阴影。他们都没有达到马丁·路德·金的思想高度:“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求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简单说就是要尊重不同意见者、甚至是“敌人”。
正是因为“儒”和“侠”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尊重,所以他们习惯于对人下菜碟,他们或多或少地鼓吹领导者的英明,宣扬个人的英雄主义。《艋舺》里有这么句台词:“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遍体鳞伤,我才知道我们都是草。”研究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风也不是自己刮起来的,它不过是空气分子的流动。无数个柔弱的分子聚集了巨大的能量就是风了。而分子之所以要流动那是因为冷热不均,它们不得不流动。那些领导和英雄不过是恰好占据风头的分子而已,所以我们说“天”就是民意。
正是因为“儒”和“侠”在骨子里认为某些人一定比别人高出一等,所以他们不尊重“法”。我们知道管理的三大阶梯是:人治、法制(科学管理)、人本。人本一定是要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的,失去了这个基础就是人治。而“儒”和“侠”恰恰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所以用它们来指导管理必然会带来失败。
同样如果要建立实用的“法”就必须要彻底地研究和修炼“道”——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可是我们忽略了这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学习和研究先进的管理经验:目标责任制、全面质量管理、绩效管理、人本管理、流程管理……等等,但是始终没有造就出世界一流企业的原因所在。
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岁老人科斯曾经说:“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记得还有一句话是“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对一个组织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