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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留守儿童】中国能否实现对留守儿童的承若
心理导读: 2016年发布的中央文件《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意见》提出了一项目标: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因此,对于关注乡村发展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公益机构来说,2020,我们非常期待“留守儿童”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正文内容为一篇读书笔记,摘取的是南方周末201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留守儿童报告的内容...—www.52psy.cn
2016年发布的中央文件《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意见》提出了一项目标: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因此,对于关注乡村发展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公益机构来说,2020,我们非常期待“留守儿童”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正文内容为一篇读书笔记,摘取的是南方周末201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留守儿童报告的内容。“和父母在一起,这是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朴实而奢望的愿望:创造条件在一起,这是所有相关方,复杂而迫切的责任。“留守”的标签,会反噬孩子们的自我。身心健康而富有创造力的儿童,才是家庭和国族的终极希望之寄。儿童权利植根于孩子天性,更植根于成人基于人性的真实行动。”
2020,一村公益项目将致力于乡村社区赋能计划,关注乡村发展,关注农村孩子的公平权利与成长。2020,我们一起,在当下,望全天下孩子都能,享受公平与快乐。
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
1. 究竟怎样的“生计所迫”,使父母必须与骨肉相离?
2. 假如城乡二元真有特殊原因,“特殊”何来,还将存续多久?
3. 城市化曲线为何那么陡峭,是否只有单向城市化一条线?
4. 最重要的是,政府、社会、父母,必须从哪里开始改变?如何保证悲剧不再重演?
留守儿童的历史纪录
其实,留守儿童问题,从允许农民进城开始,就正式产生了。可以说,在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史上,产生广泛大量留守儿童问题的国家,确实只有中国一个。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我们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体制框架,就是建立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户口和农业人口,这两个户口实际是不同的社会身份。在这个体制下,农民进城务工很难将子女带在身边,其主要障碍就是户籍制度,它使得儿童就学产生了极大的困难。
需要提醒的是,留守儿童的问题,还与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的缺位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仅仅农村儿童有留守儿童问题,即使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曾经随之使全国幼儿园的数量从2000年175836个锐减为2001年111706个,一年之内减少6万多个,可以想象这一年有几百万个城市儿童失去了幼儿园,而城市幼儿园的缺失至今还是困扰家长们的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
我国的儿童福利不仅与发达国家,即使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多差距。这就不是如同户籍问题那样牵涉面较大,而只是一个社会认识问题。我们对世界各国儿童福利制度的认知是相当缺乏的。其实,如果能够给予全国所有儿童以更好的福利,并且建立起系统的保护体系,那样,留守儿童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留守儿童政策的历史转折
2016年2月,国务院已经发出《关于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留守儿童的照料和保护做出了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民政部门开始承担起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职责。2016年,可能是留守儿童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的转折之年。
文件首次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顶层设计。文件明确指出,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目标。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数亿中国农民自主或被迫选择进城,融入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割舍的,是渐渐瓦解的传统乡村,年迈的父母,还有孩子。
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
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关乎社会福利,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城乡二元割裂,地区发展差距等诸多矛盾的缩影。
国家行动:从被忽视,到顶层设计
三十年两代人留守史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打破了农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3000万。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须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1994-1996年最为严峻。
在有据可循的资料中,“留守儿童”一次首次出现,是在1993年上官子木发表的《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中,但特指父母出国而被留在家中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直到1995年,孙顺其所书《留守儿童实堪忧》一文中,这个词才接近了今天的定义。
20世纪90年代,学界还只是关注随父母到达输入地的流动儿童,以1996年国家教委和公安局下发《关于解决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办法》为起始。直到2002年,国内依然没有形成留守儿童的概念。
一场始于2001年并延续十余年之久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可能是间接导致留守儿童问题凸显并浮出水面的原因。
据《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村村有小学“的乡村办学面貌被彻底打破。
调查显示,撤并前后,农村学生上学平均距离从1.6公里延长至4.0公里。上学距离拉长,引来了”辍**“。
学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知,在不经意间。
2004年12月,全国妇联通过调查推算的全国留守儿童数字:1900万。这些孩子的父母,是平均年龄在28.6岁,每年以数百万规模递增的农民工群体。到2006年,中国农村外出民工数量已达1.2亿人。
背后原因之一,是城乡收入之间愈加宽广的鸿沟。从1985年-2006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73:1扩大到3.27:1。
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如此浩大的人口迁移。在四川、重庆、安徽、湖北,就有超过3成的农村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全国的农民工,约7成选择扎根在中国东部城市,66.7%来自中国西部地区。仅广东一地就吸收外省民工1500万以上。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则涌现大片的“空巢”乡村,老弱妇孺成为乡村的守望者。
2005年,妇联在郑州召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各省市妇联、共青团、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加学者两三百人,可能是头一次就留守儿童问题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此后,各地政府、群团组织、社会力量对留守儿童的援助行动迅速活跃起来。
同年,中国第一本关于留守儿童的书籍《关注留守儿童》出版,学界、舆论界的讨论出现井喷式增长。
“重大社会现象”
留守儿童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200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农村的第一批留守儿童已经成年,也开始进城,成为农民工二代。结婚生子后,孩子,又留在故乡,成为留二代。
“他们没有得到过爱,就要学会爱下一代了。”
2006年,改革开放后第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将“新农村建设”拉进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央大刀阔斧投入数千亿元的巨额资金。当年3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同年6月,一项新农村调查发现,政策的受惠者-9亿中国农民,在这些事关自身命运发展的问题上集体失语。
2008年,“留守儿童”字眼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这一年的全国两会,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出现。农民工代表建议落实农民工子女异地高考-尽管直到今天也未能基本实现。
2011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温**在讲话中专门谈及,要妥善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问题。自那以后,每年的政府报告上,农村留守群体的保障问题成为固定内容。
“从那时起,国务院将留守群体视为受现代化过程影响所出现的重大社会现象,政府层面开始认识到留守问题的重要性。”
没人牵头,等于没人负责
政府层面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是从具体问题着手的。不过很快,人们就发现,每个具体问题背后牵涉了复杂的制度和利益关系。
首先是教育。让子女随迁入学,至今仍被认为是于农民工而言最合理的安排。因此,比起留守儿童,随迁儿童问题早早摆上了决策层面。
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务工农民子女上学享受市民待遇,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后来国家文件又规定输入地实行“两为主” (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接受为主)。
但是,迎面而来的是更高的壁垒:许多城市设定了“五证”(包括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此外还有高额的捐资助学费。
在夹缝中建立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则因办学不规范等问题纷纷被叫停。2006年以来,北京先后爆发过两次“关闭潮”。至今,在一些特大城市,大量非户籍儿童的入学都不容易,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安置显然更难以被优先考虑。
在随迁教育难解的同时,因大量儿童在乡村留守逐渐累积的各种社会秩序问题开始暴露。
2014年的调查报告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
2013年-2014年间,媒体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件高达192起。其中留守儿童受侵害案件占55.2%。
2015年6月,国内首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
在那些主要劳务输出地,地方政府并非没有作为,比如以学校为单位建立关爱留守儿童之家,推行寄宿制,有的地方还率先进行立法。但现实是,有些学校设立的“留守儿童之家”,除了门上挂了个牌子,里头几乎空空如也。学校指出:“关键得有人。”
2016年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
有一个权力部门主管当然是个好的开端,但也不能太乐观。
比如,涉及议题太多。“留守儿童和村庄、土地问题紧密相连。它是人的问题,你无法把它分割成某个学科问题。”
比如,涉及部门太多。部门之间权力大小不一,目标又不完全一致。在中国,不同部门有不同想法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发改委可能只谈经济发展去库存,民政部们谈社会问题如何应对,教育部门则谈教育发展。国家最终是否能够赋予民政部门足够大的权力来协调呢?”
返乡,还是进城?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意见》提出了一项目标: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
这个时间是结合了“十三五”的“扶贫攻坚”计划,如果能使5000万人脱贫,落实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还有一亿人(中国流动人口2亿人)通过多种途径回乡创业,就近就业,就有望如期实现目标。
《意见》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2008年出现农民工“回流”现象。但是人口流动的大方向并没有根本扭转。
从2005年-2010年,全国留守儿童仅增长4%,但流动儿童增长高达44%。“有56.8%的流动儿童与户口登记地毫无联系或基本没有联系。超过半数的流动儿童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称。” 这些儿童已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回转”成为留守儿童。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该消除这样一个群体。”所谓消除不是让这些小孩子没有了,而是从制度上、体制上,使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不存在,或者不要有那么庞大的、快速增长的一个群体-即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2014年,教育部公布,80%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已经实现“两为主”,进入公办学校就读。
“一个城市,今天对待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儿童的态度,很可能将决定其在若干年后在劳动力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中的地位。”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红利中,大城市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有足够教育资源,地方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地方样本:5+2=0 被教育界认可
留守儿童对父母有恨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放弃了对父母关爱的期待。
5+2=0,其含义是:如果两天的家庭教育缺失,那么5天的学校教育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还在最需要的是父母,其作用老师和志愿者无法取代。
自从有留守儿童问题以来,父母的关爱缺失似乎一直顽固地延续至今。政府主导的关爱工作和社会力量自发举办的心理建设项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给不了亲情关爱,留守儿童要的是父母,其他人谁都替代不了。”即便是住校的留守儿童周末也要回家,但是留守儿童基本上由爷爷、奶奶抚养,而老人几乎没有能力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
父母的陪伴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父母在,“天”就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在于家长。
地方样本:大山里的图书馆
“我想到的办法,就是多读书”
一本书,哪怕是一本旧书,可以点亮一个孩子一生的希望。
2016年两会期间,农村儿童阅读量低引发讨论。农村儿童的阅读量仅为城市儿童的七分之一,30%的城市孩子拥有88%的儿童图书。
但是农村图书馆面临巨大的挑战。图书馆管理,开设阅读课程,组织学生读书,分享心得工作繁重。农村学校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分身乏术。教案考核是教育局对乡村老师的重要指标之一,忙完白天教学工作,晚上备课到深夜。而周末,他们要回到自己城里的家。建立起来的图书馆,变成象征性地每周开放一个小时。
老师的阅读态度影响着孩子们的阅读态度、习惯和人生方向。所以引导留守孩子的第一本书是老师本身这个载体,是引导留守孩子们去认识和了解打开他们未知世界的适合他们人生的好书。
地方样本:留守儿童寄宿制
让老师变成“代理家长”
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2009年以来,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安徽省从省级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最核心的是:建设农村留守儿童之家,推行寄宿制学校。
安徽全省已建立了1.9万个“留守儿童之家”,目的是让留守儿童“校内有监管,课余有去处”。寄宿制正在全面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学校将扮演留守儿童的特殊“监护人”。
由省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000万元,平均每个留守儿童之家建设资金3000元,标准很明确,“有场所设施、有图书器材、有亲情电话、有管理制度、有档案资料、有结对帮扶”。
留守儿童之特别关注
1. “罪童”:在工读学校留守
2. 谁能守护2800万留守女童:319起性侵案,可怕的性安全教育盲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
3. 那些“留在学校的儿童”:“一个人”的心理世界。
留守儿童和一般儿童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应过度标签化。他们最大的需求是陪伴。让他们更好地感受到安全感和归宿感,才是陪伴的核心和意义。[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
4. 没有任何的慈善救济可以比拟父母陪伴在孩子身边。
相比解决务工人员的包括随迁孩子的上学、住房、就医等城市生存难题,让土地增值(包括让土地流转和特色农业、订单农业、乡村旅游等),令农民返乡致富更现实。当农民愿意,也能够将土地价值发挥大最大化时,“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将会消失。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是标本兼治的有效尝试。
留守之公益力量
1. “童伴妈妈”公益项目:希望通过招聘“妈妈”,填补留守儿童陪伴上的空白。
2. “每个人,都不应该是一座孤岛”:写给留守儿童的“家书”。
“蓝信封书信陪伴”项目,希望通过最原始的手写书信,为缺乏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打开一个情感出口。[如何动员众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会是最重要的一环,从直接面向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关怀项目,面向农村教师的留守儿童心理团陪活动开展,面向城里打工的亲子沟通工作坊,都是最直接、可行、有效的工作方式。政府应该在资金和政策上大力鼓励这方面的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机构行政发展经费和专职人员的培养,实行专项留守项目服务的政府购买。]
闲置校车、网吧和狗
纪录片里的留守儿童
1. 两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在2015年拍摄了纪录短片《小彪与狗》。15岁的贵州初二学生小彪仔片中向他的同学谈到自己的狗。
2.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从2009年开始,花了5年时间,拍了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3. 周浩还为公益组织“上学路上”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短片《棉花村的孩子们》。短片勾勒了贵州省普安县棉花村一群留守儿童的群像,村里两百多人,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
4. 湖南卫视公益节目《天声一队》为光安村留守儿童募集到购买校车的款项。但是这辆校车最终成了闲置品,因为村里公路没有修通,校车开不进村,孩子们上学依然只能依靠一双腿。
5. 小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初中则难上加难。蒋能杰继续将镜头指向湖南省新宁县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三班,拍成纪录片《初三》,这个班108名学生,半数以上都来自留守家庭。
6. 央视纪录片导演韩君倩,也曾和她的团队,跟踪拍摄河南省民权显花园乡老家村的留守儿童和他们家庭的故事,最后剪成了5季、40集的大型纪录片《乡愁》。最后一季叫《春节将至》,记录是一个春节要来临了,村里的留守孩子们打赌,谁的父母能回来,谁的父母不能回来。
政策建议:
公立学校无法进,打工学校名难正
城市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流动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要迅速加大投入,让尽可能多的流动儿童入托入园;在义务教育阶段,要落实国家的“两为主”方针,大城市尤其责任重大;在义务教育后阶段,要着力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为流动儿童的发展提供应有的机会。
农村留守儿童
不算最惨,还能更好
享受了与父母同住之福的农村非留守儿童,健康营养与学业状况并不优于留守儿童,但是显然媒体关注就少多了,成为一个几乎被媒体遗忘的边缘群体。
要赋予农民工以市民权利。201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4.8%,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5.9%,差了约19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应该抹平。
政策建议之五大风险
学界与舆论普遍关心留守儿童现象,一般认为留守儿童面临下述五大问题/风险。
(1)营养与健康问题。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常常与祖父母作为监护照料者,这些老人常常缺乏营养、健康与卫生常识,加之劣质代乳品与劣质食品充斥农村市场,这些因素令其孙子、孙女面临暴露于营养不良及健康卫生方面的风险之中。
(2)学习和认知问题。照料的老人往往没多少文化,缺乏辅导孙子、孙女学习的能力;年老体衰,缺乏管束孙子、孙女的精力;隔代抚育,往往过分溺爱孩子,缺乏督促孙子、孙女学习的动力。这些因素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学习及成长。
(3)心理和性格问题。由于父母言传身教较少与父母情感交流较少,一些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可能会出现两极化:或者孤独倾向,过分敏感倾向与自卑倾向及社交障碍,变得过于内向与孤僻,在学校里缺乏朋友或者被大孩子欺凌;或者因为缺乏管教而变得非常任性,叛逆心理特别强,甚至有暴力倾向,成为欺凌者。
(4)行为问题。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管束,一些留守儿童没有形成正确、正常的道德观念,成为问题儿童,乱纪、行为失范,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5)安全问题。留守儿童往往由祖父母照料,老人精力不足,令他们暴露于各种人身安全风险中,每年媒体报道的留守儿童溺水,交通事故穷出不穷。因为生源持续减少,农村中小学不断减少与合并,学校离家越来越远,提高了交通风险。相对于留守儿童,缺乏照看的留守儿童更容易成为刑事犯罪受害人,留守儿童被拐卖,被杀害,留守儿童被性侵的案件时有发生。
政策建议之照料与生存资源的权衡
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心一般是以问题导向的,多少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基本假设:“留守儿童是农村中最弱势、最易受伤害的群体”“留守儿童是问题儿童”“留守儿童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是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等。这是一个宏观的视角。但首先要理解留守儿童的微观发生机制,然后才能回答留守儿童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哪些对策是有效率的。
那么,在营养和认知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境况是否真的要比父母与父母同住的农村非留守儿童差呢?留守儿童真的是农村中最弱势、最易受伤的群体吗?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外流对其健康、营养与学业的影响》:
终然大家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在健康营养与学业上有诸多问题,但农村留守儿童本身其实已经代表了一定的边际改善,可取的解决之道绝不是父母回到农村与儿童生活在一起,这反而恶化农村儿童的生存境况。
农村留守儿童得到了媒体和学界的大量关注,政府也多次出台各种关爱政策。享受了与父母同住之福的农村非留守儿童,健康营养与学业状况并不优于留守儿童,但显然媒体关注就少多了,成为一个几乎被媒体遗忘的边缘群体。
政策建议之自由选择与风险控制
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基本功能有二:对子女的抚育,对收入与财富的适当安排。收入与财富的积累对子女的抚育非常重要,有利于提升子代的生存优势和竞争优势。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不妨把家庭看作一个双变量函数(抚育子女与赚取收入),家长的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但不等于家庭收入最大化。一开始,增加收入让子女有更多、更好的生存资源,对孩子成长有利,这两个变量在某种区间是正相关的;但并非总是正相关,由于时间和精力的稀缺性,到一定阶段,就要牺牲对孩子最基本的关爱、照料和管束才能实现收入的增长,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这两个变量在该区间会负相关。家长必须在抚育子女和赚取收入之间有一个权衡,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把农村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是不对的。农村留守儿童公认面临的五大问题/风险,可以理解为缺乏父母关爱、照料、管束时,农村留守儿童在这五大方面面临着比一般儿童更高的风险。风险是概率性的,是可能发生的,但未必发生。风险=发生概率*严重程度,所以风险是可以成本华的。
农村家庭要在管控这五大风险与赚取收入之间进行权衡。原则上,如果家长外出打工额外增加的收入高过这五大风险成本,就选择外出打工,否则就选择在家务农。在这个意义上,留守儿童是家长选择的结果,并且做了收益与风险的权衡,因而是有效率的。
但是,所谓留守儿童面临的五大风险,主要是真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准留守儿童的家长一个出去打工挣钱,一个留守下来照料、管束子女,这种安排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儿童面临的风险。这种安排与城里人父亲上班赚钱、全职妈妈照料子女的家庭分工是一样的。
可见,一个出去打工,一个留守照料子女的留守儿童家庭分工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风控安排。
政策建议之政府最应该做什么
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拆除障碍、创造条件,让农村儿童不再留守,与父母随迁进城,享受与城市儿童一样的公共服务,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留守儿童面临的五大风险。
首先是废止一切不利于城市化的权利安排与制度安排,给城市化松绑。
其次,要赋予农民工以市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