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分析途径

   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内心都经常进行着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斗争。病人的症状是有深刻含义的，症状仅仅是一种伪装，它们实际上代表一个人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的本能欲望或童年时代所遭受的痛苦与精神创伤。人的大多数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来自于童年时代的心理冲突或创伤性事件，由于这些事件会引起焦虑和痛苦，故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从而被忘掉了。然而这些经历并没有失去作用，它们可以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是心理疾病或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所在。沿这条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个人生活史，特别是早期经历中有无心理创伤。

（二）反射—行为—学习路径     

   人的许多心理问题和症状实际上就是非适应性行为。非适应性行为如同适应性行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习得的，也同样可以通过学习来调整、矫正和改造它们，也可通过学习新的适应性行为来代替它们。

人类获得新行为（包括非适应性行为）的基本的学习方式是两种条件反射，巴甫洛夫和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沿这条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重视环境因素对来访者心理与行为产生的影响作用，不仅要了解来访者个人生活史，还要了解其生活环境，包括微观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居住社区环境）和宏观社会环境。

（三）人本主义途径

    马斯洛提出“需要层次论”和“自我实现论”，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他认为，不重要的愿望遭受挫折不会产生心理病理方面的后果，冲突和挫折未必是致病之因，只有当它威胁和挫伤基本需要，或者威胁和挫伤与基本需要密切有关的部分需要时，才成为致病之因。

罗杰斯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类最基本的动机。精神病态是个体在不良社会环境（主要是不良的人际交往过程）影响下偏离自我实现的方向所致

以罗洛·梅为代表的存在分析治疗认为，现代人心理障碍的原因在于个人存在感和自由选择能力的丧失，在于意志和责任感的丧失。所以治疗就不仅是个心理学问题，更是一种哲学问题：那就是寻求人生的意义，发现存在感。

沿这条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情况；了解来访者成长过程中的人际交往情况，特别是人际交往对来访者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了解来访者是否感受到自己的潜能与存在价值，是否发现生活的意义。

（四）认知途径

    认为认知有决定情绪、行为的重要作用；它也反对精神分析途径的潜意识（本能）决定论观点，强调理性和认识的重要性。     

    认知途径认为个体认知上的歪曲与局限是造成其情绪障碍和行为适应不良的主要原因，为此，治疗的关键在于纠正错误的认知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错误观念。采用认知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的认知特点，尤其是来访者是否持有不合理的认知。

（五）生物医学途径

    心理障碍的生物医学模式强调心理障碍产生的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体质、解剖结构、生理生化及脑与躯体损伤等方面，尤其是遗传因素在心理疾病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沿这条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及其家族既往病史，特别是精神疾病史；了解来访者当前的躯体健康状况，许多患有躯体疾病的病人的认识、情绪和意志过程乃至人格等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些由躯体疾病引发的心理改变，正是采用生物医学途径的咨询者所要探明的重要问题。

（六）社会文化途径

    该模式认为大多数心理障碍与正常心理一样都是个人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强调诸如社会制度与体制、社会发展水平、阶级阶层差别、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社会变迁、生活事件等社会因素在心理障碍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并认为社会因素的这种作用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

(1)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如经济条件差、教育程度低、职业不好、生活环境不良等，心理障碍的发生率高。

(2)由于社会动乱、社会解体、文化冲突、战争、高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等社会性应激源的急剧增加，极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荷，人们长期处于过度应激状态。

(3)社会支持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在缓解心理压力、消除心理障碍、增进心理健康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4)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霍妮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二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时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三是所谓的个人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些社会文化困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产生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正常人与神经症病人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淹没于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取向又可具体分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等四个方面。来自文化上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早期社会化的内容与方式。在传统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的早期社会化多经历依赖、求同、自抑等方面的训练和塑造，神经症中的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的形成便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采用这条途径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从如下方面获取信息：第一， 宏观社会致因，包括社会运行状况、社会失范状况、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状况、人口状况、教育制度（或个体社会化模式）、职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第二，微观社会致因，包括个体遭遇的紧张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状况、个体生活质量与行为方式、角色累赘状况等。

二、对问题的分析

咨询者在对问题的可能原因进行分析时，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1．把问题具体化

2．分清表面问题与深层次问题

绝大多数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往往都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可称之为表面的问题，而问题的本质，如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可叫做深层次问题。

例如某一工科院校四年级男大学生，考研前两个月初次来访，经与他交谈之后，得知他的问题为：

（1）看书时有一种紧张感，左胸部同时有憋闷感，以至于无法坚持学习；

（2）与同学交往时，有一种排斥感和紧张感；

（3）做一件事往往想马上完成，也有一种紧张感。

    乍一看几个问题之间并无特别的联系。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发现该学生三岁时父母离异，跟随父亲生活，不久后回原籍寄养在姑姑家，因父母离异，加之父母不在身边，常被欺辱。只有以学习取胜，以知识压倒其他孩子才有快感。因此难与他人建立友谊，对人排斥，不能理解他人，也无法使别人理解自己；读书时紧张是由于总想早一点掌握书中的内容及方法去战胜他人；做某件事时，也力求完成得又快又好。